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当时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新罗、百济和高丽，百济联合高丽进攻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派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舟四百，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一万八千多平民在短短四天里惨遭日军杀戮，全城只剩三十六人掩埋尸体）、割取台辽（割取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牟获暴利（中日马关条约要求清政府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几乎相当于中英南京条约的十倍，俄国因为担心日本会威胁到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本自知无力与三国抗衡，以归还辽东半岛的名义再一次向清政府勒索白银三千万两）。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日本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中国无力还款只有向外国高利举债，从此更加衰弱，而日本则一夜之间富得流油，以从中国掠得的巨款大力发展军事和教育，使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畸身于西方最先进国家之列。

显然，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引进文化和技术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基本、简单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日本奈良时期的一名诗人），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而一旦中国势弱，日本便立刻改变了态度。

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有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残杀居民，劫夺钱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成祖三十四年，柘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血流成河，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陷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经戚继光等与之苦战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加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十七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至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吃了败战的日本并不死心，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一五九七年）再次出兵十四万进攻朝鲜，结果被中朝联军又一次击退，以致日本在以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敢侵犯朝鲜。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

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人文资源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

一八九四年诱清朝出兵朝鲜，后借保护日本在朝鲜的使馆和侨民为由，对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烧光、抢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然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历史上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耻辱？今天连菲律宾人、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完全是违背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和善意。

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

日本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太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当日军于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时，日本举国一片欢腾。据不完全统计，在占领南京城的短短六个星期里，日军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军民达三十余万，被日军强暴并杀害的女同胞更是不计其数...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名日军百人斩比赛的比分进度106：105成了日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两名刽子手更被日本人美化为民族英雄，无数日本青年受此蛊惑，纷纷来到中国进行野蛮的杀戮。

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段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大部份是好的，那就太不能吸取血的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中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的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日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答案是完全与彻底的否定，绝对没有！在南京大屠杀的六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叫拉贝的德国纳粹党员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良知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的日本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肆渲染的对象？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因果。

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来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

现在，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侵华罪行的严重性，而且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愚蠢之极、荒唐之至。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从而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的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在百忙之中发出贺电，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日友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这样露骨地向日本示好，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六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

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竞选纲领中加上内阁成员应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殁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种行为必然会激起中、韩等亚洲各国极大的愤慨，但为了取得日本民众的支持，不得不冒如此大的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由此，日本的民意一目了然。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军事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否认侵略，还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把亚洲从欧美列强中解放出来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着大和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于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绝不可能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争”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为之哗然，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还会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99.4％的中国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95％以上的人认为绝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美化侵略，毒化日本的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认为日本对亚洲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征。

今天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一些事关中国人民感情和核心利益的问题（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出尔反尔、言行不一，多次制造事端。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渐渐认识到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二是美化日本的侵略，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在未来适当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后一条道路。这里的原因，一是因为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平民的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三是因为日本不用象德国那样向受害国赔款。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使他人变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

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日耳曼民族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认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民族优越、日本人应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根基。象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

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圣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殊死较量。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向中国人民宣传中日友好的观念，必然会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痹，就是引起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用“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不现实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是作茧自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