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是经济发展，也是社会进步的成果之一。“养廉”则是体制变化，也是社会退步的现象之一。之所以认定采用高薪养廉方式是一种社会退步，因为它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撇开行政运作的成本不说——政府可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单就养廉而论，虽然它是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局部行为，但它对消费结构的冲击，对社会分配的影响，对道德心理的涤荡，都超出了有限范围。它不可能密不透风地在公务员阶层或者行政机构内部划个圈子，利害自负，与外界河水不犯井水。事实上，由于它们从属于国家机器，不可避免地重构了社会，改造着公平原则。

也从经济意义上看，始终存在高储蓄低消费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道道地地的社会学问题。在所谓“看病难，就学难”，有着各种远远超出收入可支配额的生存性基础支出的社会，人们储蓄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应不时之需，对付来自各方面别无选择又不可避免的高额开支，比如感冒小病，比如肝炎大病，比如租房坐车吃饭，还有学习培训，还有红包礼仪，更甭提手机月租、上网包年、工资税收……等等。人们很难在一个靠强制支出维持生存的社会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而这，极大部分可以归结到体制的腐败：个人所得税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合理应当的，可是从工资收入中再加入这一部分，似乎就有让人很难再能应付其它支出的感觉。这说明前此而来的不少支出项是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在这里很容易让人想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把几乎全部财产都捐给国家，因为他认为给他个人安全的，不是个人财富，而是这个他所生存着的美国社会。社会给一个人以足够的安全及安全感，哪怕是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也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在中国，即便是富可敌国的人，也很少会做出同样的举止，所以经济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退步的后果，以至有地方会有“劝善”的政府行为。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思想下，一个政府至少要把社会关注列为与经济政绩同等重要的位置。高薪是经济学问题，廉洁却是社会学问题。经济促使社会发展，而社会问题却影响着社会稳定，反过来又破坏着健康的经济发展。社会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造成的，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贪污受贿，比如霸王垄断，以增量形式制造扩散着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所以对廉洁存在需求，除了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正义之一，还有市场经济的背景因素。因为市场经济是对经济制度的设计，廉洁在行政意义上就是对经济制度的执行效能的形式与保证，失去廉洁本身意味着对运作的失控。它是经济学上的设计，不是社会学上的考虑。

正如帕累托区分经济学与社会学所用的定位方法：经济学分析“逻辑”问题，社会学分析“非逻辑”问题。在上个世纪中早期，两门社会科学所以相互漠视隔阂，有着学科方法的分歧因素，而今天的中国，却需要人文关怀机制化来修复社会裂痕。作为“经济动物”的国家，不能单纯以经济学为“显学”，因为面对社会问题，经济学使用杠杆作用，最后造成的社会后果仍然不是经济学可以控制的。经济学只创造问题，就像经济发展带来“不可避免的”环境恶化，然后没有任何经济参与的依赖纯粹行政来治污，这是多么典型的“非逻辑”的“经济霸权主义”——社会学这个“打杂的科学”终究也是无能为力的。

有点小感觉